安娜·卡列尼娜: 第三部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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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个明白。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多么好的割草的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这孩子还算不坏哩。”“已经娶了亲吗?”“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①恰好两年了。”——①圣菲利普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有小孩了吗?”“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十二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自己很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与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十三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①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②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①《美丽的爱莲娜》是德国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②法语:嘲笑。“达里亚洛夫决斗了……”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①——①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quo①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①拉丁语:维持现状。十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阿·卡列宁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①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①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行政、人种学、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十五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怎么回事?”“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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